傳統鄉土社會是沒有陌生人的社會，人們彼此熟悉，其生活富于地方性。
在傳統社會中，鄉紳是鄉村治理的主體，鄉約是鄉村治理的制度保障，宗族是鄉村治理的組織載體，它們共同維系著鄉土社會的有序運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現代性為取向的民主和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村民自治制度成為鄉村治理的制度基礎，法治秩序成為鄉村治理的規范，社會組織在民間的影響力日益增大，它們共同形塑著鄉村社會的治理機制。
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相互影響下，鄉村社會既存在現代性的制度架構，又存在隱性在場的傳統內生性資源，二者在鄉村社會相互博弈，力量失衡，呈現出疏離化困境。
傳統中國社會中封建政權不會直接干涉鄉村事務，皇權止于縣政，鄉土社會自發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理秩序。
國家政權懸浮于鄉土社會，村落的日常生活是天高皇帝遠，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內生性力量是人們在長期生活實踐中自發形成的，以內生的地方性知識為基礎，基于地緣、血緣文化而公認的行為規范。
這種力量經教化而主動服膺于傳統的習慣，村落成員依托鄉紳、鄉約和宗族實現了鄉土團結，激發了村落共同體的活力。
鄉紳階層是官與民的緩沖地帶，調節著鄉土社會與國家權力的平衡。
一方面，鄉紳生長于鄉土，熟悉民風習俗，和鄉里百姓互動密切，可以為鄉民代言，反映民生疾苦。
另一方面，官方利用鄉紳在鄉里德高望重的文化地位管理廣闊的農村腹地，治理成本低，并能得到百姓的信任。
鄉紳是儒家文化的傳承者和德行純篤之士，他們不僅以自身德行為鄉民做出表率，還建書院、辦義學教化鄉民，維持鄉村和諧。
鄉紳擁有正統的、道德性的文化知識，往往成為矛盾的仲裁者，調解糾紛，敦睦鄉鄰。
鄉紳也是村落公共事務的組織者和實踐者，他們利用自身的財力修墻開路、賑災救民、修建養濟院、育嬰院等慈善機構，為鄉民供給公共物品。
鄉紳階層建立了鄉土社會的治理架構，成為維系鄉土社會秩序的活躍力量。
因此，紳權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經濟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勢力和個人德行所獲得的一種敬服。
鄉約指鄉里百姓從實際生活的需要出發，通過相互合意的方式訂立的、供大家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
鄉約作為鄉土自治規范，來源于鄉民的行為規范，依賴鄉土精英和自治組織的支持而發揮制度性作用。
鄉約是懲惡揚善、制裁失范行為和維持鄉村治安的制度保障。
鄉約內含了鄉土社會的地緣情結，根植于鄉土社會，獲得鄉民對其內在的信仰，從而使鄉民獲得較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在鄉約規則的指導下，鄉土社會建立起一種關系共同體，人與人之間獲得生產、生活和交往的合理性。
如果有違反鄉約的越軌行為，將受到共同體成員的輿論譴責甚至經濟懲罰，淪落為孤立的個體。
鄉約是鄉土社會穩定的潤滑劑，是維系鄉土秩序的軟約束，通過滿足鄉民的利益需求，鄉約內化到鄉民的思想意識深處。
宗族是由同一姓氏祖先的直系男性后裔組成的血緣群體，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依據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并開展活動。
從功能主義角度看，宗族滿足了鄉土社會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和歸屬需求。
在物質層面，宗族確立了“有余則歸之宗，不足則宗資之”的規范，為族人提供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物品，贍養老幼婦孺，辦學堂為宗族子弟提供啟蒙教育。
在社會治安層面，由于傳統社會戰火不斷，匪盜猖獗，宗族建立了保安隊伍，可合全族之力有效抵御外來風險。
疾病相扶層面，宗族有恤憂患、實義倉的族規，一家一戶的力量實在薄弱，宗族用血緣將族人聯合起來使他們在生產生活方面互相幫助。
在精神層面，紛繁的祭祖儀式讓族人將血脈凝聚起來，建立起對家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宗族作為歷史延續的結果，形成了強大的功能性血緣聯盟，使個體的集體意識打上宗族的烙印，維持著鄉土社會的穩定發展。
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鄉村正處在社會結構轉型的關鍵期，傳統鄉土社會發生巨變，內生性力量式微，外生性力量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外生性力量是在鄉村社區有效治理的話語體系下，政府和市場因素逐漸向鄉村延伸從而形成了村民自治制度、國家法治規范和鄉村社會組織等，多種外生性力量共同建立起鄉村基層治理架構，維系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
村民自治是實現鄉村自治的有效途徑，村民委員會在村務民主監督、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村民的代言人，維護村民的政治需求。
此外，村民委員會還承擔著發展鄉村經濟的職責，興辦鄉村公共事業，提高村民生活質量。
在日常事務中，村民委員會組織交通水利設施的修建，承擔新農合、新農保等管理工作，調解日常糾紛和家庭矛盾，滿足了村民的合理需求。
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是鄉村秩序的自我維護，鄉村公共事務的民主解決。
在微觀層面上，村民自治是一種民主形式，讓村民自主參與鄉村公共事務，對村民進行民主啟蒙，培養村民民主參與的習慣。
在宏觀層面上，村民自治以民主參與為基礎，建立對國家的認同感，達到國家治理與村民自我管理的協調，從而推進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
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理性主義和逐利原則沖擊著人們的價值觀，改變著人們的交往規范，農村經濟糾紛、家庭暴力屢見不鮮，侵犯農民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
農村法治是國家通過理性建構設計的秩序，通過文字的權威性結成契約關系，使村民表達利益需求更加制度化和程序化，法治規范對于變遷的鄉村社會具有嵌入性特征。
法治規則在鄉村社會治理中呈現剛性特征，是村民參與民主管理的法律保障。
法治規則滲透鄉村，可以幫助村民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識，培養法治意識，學會使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為鄉村民主建設培育法治土壤。
鄉村法治規范了經濟交往行為，對商業市場進行制度性約束，推動鄉村社會經濟發展更加公平、公正。
法治的權威性遏制了搭便車、賄選現象的發生，監督基層權力的使用，處罰以權謀私行為，有利于建立和諧有序的社會秩序。
鄉村社會組織，是指以村民為參與主體，為鄉村和村民服務而設立的非政府的農村自治組織。
社會組織類型多樣，包括經濟合作組織、農民維權組織、老年人協會和兒童福利組織等，涉及鄉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是推動新農村建設的中堅力量，成為緩解鄉村治理危機的主體。
鄉村社會組織的功能包括經濟功能、政治功能和社會保障功能，社會組織的發展過程也是社會自治的形成過程。
鄉村社會組織是村民表達利益訴求的平臺，是聯系村民和政府的紐帶。
在鄉村公共事務管理方面，政府只能起到引導和調控作用，而社會組織卻能夠直接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可以有效彌補政府失靈，完善鄉村社會保障體系。
鄉村社會組織能夠將個體化的村民凝聚起來，形成互助機制，實現政治、經濟、文化目標，推動鄉村社會的發展，為維系鄉村社會秩序提供了新的載體。
內生性力量與外生性力量的張力是形成鄉村社會秩序困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傳統的內生性力量不斷解構，以隱性在場的狀態嬗變與延續；另一方面，外生性力量懸浮于鄉土社會，呈現出各種異化現象。內生性力量與外生性力量互相博弈，不斷產生張力，社會秩序失去活力，形成鄉村疏離化困境。
村民自治制度的主體不在場。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大量鄉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留守在鄉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婦女，缺乏文化素養和民主意識，鄉村呈現出空心化趨勢。
村民深受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民主意識薄弱，主要是被動式參與，很少有人關注自己在村民自治中的權利和義務，重視在村民自治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村民自治停留在口號化與形式化階段，呈現出主體不在場的現象。
村民自治制度趨于行政化。村民委員會是群眾性自治組織，是村民的代言人，但在實際運行中村民委員會主要是對上負責，不能滿足村民的各類訴求。
法治與人情相悖，村民法治意識不足?；卩l村社會的人情、面子和禮俗等傳統，面對不易解決的糾紛、矛盾和沖突，村民首先考慮的是通過村中權威加以斡旋。
法律訴訟意味著人際關系的破裂，面子和人情的喪失，形成沉重的心理負擔，在村里抬不起頭來。
因此，作為維護村民自身利益有效武器的法律脫離于村民的日常生活，在實際運行中遙不可及。
法治規范程序繁雜，使用成本高昂。當村民無法依賴鄉村權威化解矛盾糾紛時，法律途徑成為解決沖突的最終選擇。
一方面，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較低的村民對于晦澀難懂的法律術語陌生疏遠；另一方面，法律訴訟程序嚴格，審判結果等待漫長。面對一系列復雜的司法程序和不熟悉的法律知識規則，人們顧慮重重，望而卻步。
傳統規則失效，村民行為失范。受市場經濟的沖擊，村民日益注重個體與家庭利益，公德意識消退，難以有效地進行組織動員，合作能力下降，村落共同體的利益大大弱化。
成員間的社會交往因理性計算而陌生化，傳統規則被漠視，互動成本逐步升高。
鄉村組織式微化，村民認同隱性化。伴隨著家族的衰落和凋零，宗族成員間的社會聯系隨著空間的變化而疏遠，尤其是外出打工者，對家族的歸屬感逐漸消失，村民間的互助行動明顯弱化，血緣親情逐漸淡薄，熟悉關系陌生化。
鄉村逐漸失去了原來的傳統約束力和向心力，社會倫理秩序基礎遭到破壞。
在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社會結構逐步消解，鄉村社會秩序產生疏離化困境，但村落成員的社會關聯不可能完全喪失。建構鄉村社會秩序，走出疏離化困境，既要發揚傳統內生性力量，也要充分依靠外生性力量，實現二者的均衡與融合，建立多元治理機制。
村民是鄉村自治的主體，其自治意識和治理能力直接關系到鄉村自治的成效。
完善農村選舉制度，確定村民在選舉過程中的合法權利，避免基層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過多行政干預，調動村民參與村落自治事務的積極性。
監督和規范鄉村干部的言行，推進各項村務制度的透明化，避免權力尋租行為的發生，使村民自治走上合理的發展軌道。
法治規范在鄉村的有效實施，村民學法知法是基礎，司法機構嚴格執法是關鍵。
要建立鄉村法律咨詢服務平臺，通過普法下鄉、宣傳教育等手段使村民掌握法律知識，培育村民法治思維，讓法律在村民心中生根發芽。
簡化司法程序，加強對基層司法權力的監督，加大行政執法力度，避免人情、關系的過度干擾，提高司法、執法機關的權威。
利用地方性規范推動村民參與自治，促使村民自發建立社會組織。
利用地方性規范將村民凝聚起來，弘揚傳統倫理道德。傳統地方性規范是村落治理過程中潛移默化自發形成的，扎根于鄉村，內化到村民的內心深處，能夠更好地成為鄉土社會結構分化的緩沖器和聯結鄉村社會關系的紐帶。
同時，地方性規范可以有效處理人際糾紛，消解城市化帶來的交往功利化、關系疏離化的問題，監督鄉村公共權力的行使與運作，促使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管理。
積極培育鄉村社會組織，發揮它們在公共事務空間的影響力，有機鏈接村民自治制度，形成鄉村社會治理合力。
通過建立鄉村社會自治組織、經濟合作組織和公益服務組織等，能夠將村民凝聚成各類新型公共性群體，維護村民權益，拓展話語空間，影響治理決策。
同時，鄉村社會組織成為聯系政府與村民的橋梁，是完善鄉村社區治理不可或缺的環節。
培育鄉村社會組織的過程，不僅是促進鄉村公共服務水平提升的過程，也是培養村民公共精神和再造鄉土團結的過程。
國家和政府應當為鄉村社會組織的發展制定靈活政策，提供相應經濟支持，拓展寬松的發展環境。
同時，鄉村社會組織需要不斷完善自身建設，遵守相應制度規范，成為鄉村社會秩序重構的重要載體。
積極培養新型鄉賢，重塑道德機制，規范村莊民主治理。
在鄉村中，新型鄉賢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其道德示范和社會作用運用到具體的生活實踐中，能夠發揮規范村民行為，加強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作用。
同時，在村莊社會建設上，新型鄉賢上傳下達，擔當各項事務的組織者和發言人，也能夠激發村民的參與熱情，引導村民投身到村落共同體的形成與自治當中。
新型鄉賢可以用自己的知識、技術和經濟資源回饋家鄉，建立鄉村企業，走現代化農業道路，帶領村民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開拓進取，吸引鄉村勞動力重返家園，助力鄉村經濟建設，提高鄉村發展競爭力，重塑鄉土社會關系。
因此，從傳統到現代，鄉村治理模式的轉變，不僅僅是鄉村治理主體、制度規范以及組織載體的轉變過程，其核心應是內生性力量與外生性力量的有機融合。
在鄉村社會秩序建設實際過程中，內生性力量和外生性力量分別代表著不同的運行基礎和治理邏輯，任何力量的單一主導，其效果都差強人意，甚至產生不可預見的危機。
只有在二者有效銜接的基礎上，契合當前鄉村社會結構的轉型實踐，才能彌合新舊秩序之間的斷層，推動鄉村社區的治理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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